那時藏區的滇茶，相當一部分是走木里或西昌進入康區，在西康就開始銷售了。也就是說，向北再向西進藏的道路當時更加通暢，同時，有一部分茶借著銷往藏區的名義中途就開始邊走邊賣了。這條道路一直是滇西大理、鶴慶商人們的傳統路線，個人感覺，這條路也應該是滇北茶馬古道的正路。
在古代，中原交通以牛車、水運為主，他們的好處是運量大，便宜。但水運受限于航道，牛車速度太慢，用馬車則更有優勢。一旦“中原變亂，邊患無常之際，馬之為用，更重于平時。”因此，我們常常將兵馬兩字連用，將它當成國之利器，關乎社稷安危。
然而，良馬主要產于塞外，《漢書》有如下記載：“虜皆騎馬，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決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今莫如市馬。”當時用來買馬的主要是金銀和絲綢，然而金銀有限，絲綢也因制作困難，中原市場較大而供不應求。
1913年，滇商在西藏芒康被害后云南方面與川軍協商的文件。圖中文件是民國初年關于云南商人經過北線去往康定（當年叫打箭爐）的文件，從文件中可見，此路雖然商旅輻輳，但并不平靜。清末沿途的喇嘛利用寺兵設卡收稅，民國中土匪、官兵時出搶掠，嚴重時會有人亡物損的風險。因此，兩條進藏的道路互為補充，形成網絡，必要時，大家會尋找相對安全的道路。
到了唐代，種茶業興起，一種年年生生不息之農副產品，因有解青稞之熱，肉食之腥的奇效，成了邊疆貿易的重要等價物，“睦鄰不以金帛，控馭不以師旅，以市之微物，寄疆場之大權，其為茶乎。”茶馬貿易對國家的重要性可見一斑。中國的茶馬互易政策肇始于唐代，茶馬司的設置則始于宋。由于這兩個時期云南還屬于南詔或大理國統治，同時南詔自己產小馬，也產野茶，兩樣都不入中央政權的眼，故當時南詔、大理國北部有溝通交流的道路，但沒有茶馬互易的需求。
說這些道路是茶馬古道似乎有些牽強。那時的茶馬司主要設置于川陜，與云南沒有關系。到了明代，我們注意到滇北昭通（當時叫烏蒙）所產烏蒙茶出現在典籍中，但當時烏蒙歸四川馬政管理，故不宜把它納入云南。
當然，元、明兩代典籍中關于云南北部少數民族中存在茶葉、土貨交易的文獻是不少的，如：[元]李京《云南志略》（金齒百夷）“交易五日一集，旦則婦人為市，日中男子為市，以氈、布、茶、鹽互相貿易。” [明]徐霞客：“茶山野人時以茶、蠟、黑魚、紅藤、飛松五種商品入關交易鹽、布。”這里涉及的主要是中緬邊境和滇西一帶的民間貿易，不成規模。
1913年，滇商李小城由木里前往康定途中被殺害，該文件講述了當時事發經過。
清順治十八年三月（1661年），西藏的達賴喇嘛和干都臺吉“以云南平定，遣使鄧幾墨勒根賚方物及西蕃蒙古譯文四通入賀三桂，求于北勝州（今永勝縣）互市茶馬”。吳三桂認為，盡管云南歷史上沒有北勝州開市的先例，但云南因為征戰的需要，正需買馬，與其跨越千里，去陜西買馬，還不如在云南開市易馬。從此，云南滇北，道路大暢，茶去土來（藏區、彝區的土產），貿易興旺。
幾年后（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杜昌丁隨云貴總督蔣陳錫從昆明出發進藏平亂，他們所經道路是昆明—大理—劍川—中甸—德欽進藏。他將每日行程記錄為《藏行紀程》一書。可惜，他只是把這條道路當成一條有軍事意義的道路，并未把這條道路與茶、與茶馬相提并論。
不過，從他記述當時用溜索、浮橋渡江，多人死傷的情況看，這條道路一直不是一條好的貿易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