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夫茶藝與《茶經(jīng)》 －－俞蛟《潮嘉風月》記工夫茶，開宗明義的第一句話就是：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諸陸羽《茶經(jīng)》，而器具更為精致。
對這句話，有關(guān)辭書在[工夫茶]釋義時幾乎無一例外地予以征引。
烹治之法，主要是指烹治的方式、方法，也即我們所說的茶藝。即末，工夫茶藝真的是本諸陸羽《茶經(jīng)》嗎？恐不盡然。
如前所述，工夫茶指的是用小壺小杯沖沏烏龍茶的品茶程式，以此而言，工夫茶藝與《茶經(jīng)》所說的煎茶法，存在極大的反差。
一是物。唐代飲茶用的是蒸青法的團茶，烹治之前還要經(jīng)過炙、碎、碾、羅等程序，使之變成粉末；工夫茶用的是炒青法制成散條形烏龍茶，沖沏前不用再加工。
二是法。唐代通行的是煎飲法，即把末茶放入釜中煮，是名副其實的煎、煮。工夫茶采用的是瀹飲法，即把散茶擱進壺中用沸水泡。
雖然有些詩文往往稱之為烹、煮，但那是行文時喜用古稱以求高雅的一種習慣，無法改變泡的實質(zhì)。
三是器。唐代煎茶用釜，盛茶用碗。工夫茶瀹茶用罐，斟茶用小杯。
四是品。唐代飲茶，是連湯帶茶葉渣帶沫餑（即茶湯上浮沫）一齊喝下，而且認為沫餑，湯之華也，是最好的精華所在。同時，水初沸時要加點鹽調(diào)味。工夫茶卻是只品茶湯，湯中不能有茶渣，并視茶沫為不潔不韻之物，刮之唯恐不凈，而且茶湯中絕對不能有咸、酸等異味。
可以這樣認為：在涉及烹治之法的四個最本質(zhì)的特征上，《茶經(jīng)》所代表的唐代煎茶法與工夫茶迥然有別。因此，對于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諸陸羽《茶經(jīng)》這一論斷，確有重新審視的必要。
至于《茶經(jīng)》列舉的諸多用具，如風爐、羽扇、鐵箸、木炭、水缽、水瓢等等，工夫茶具不但與其相同，而且更為精致。但這些器具，工夫茶區(qū)有，其它類型的茶區(qū)亦有；唐代有，宋元明清各代亦有。所以，他們不是考究茶藝異同的帶本質(zhì)性的因素。
這么說，工夫茶是不是離經(jīng)叛道了呢？絕對不是。廣義之法，包涵有規(guī)制、準則等概念，它與具體的烹治方法，既有聯(lián)系，又有區(qū)別。工夫茶藝與《茶經(jīng)的煎茶法不同，這是時代發(fā)展的必然。但在精神實質(zhì)、品飲藝術(shù)的準則上，卻是對《茶經(jīng)》的繼承和弘揚，這一點，我們將在討論工夫茶道時再作闡述。
清末民初滿族人唐晏（滿族名瓜爾佳.震鈞）曾撰《天咫偶聞》一書，其中的《茶說》是一篇記述他自己品飲茶的實踐、體會的文字。有些茶書把它等同于工夫茶，這恐怕亦是不小的誤會。
《茶說》首句即言煎茶之法，失傳久矣。可知他三復求之的是煎茶法。他嘲笑止于水瀹生名（草頭名）而飲之的瀹飲法，何異帶皮食哀家梨者。他的煎法是：以小口甕腹的粵東白泥銚燒水，自蟹眼時即出水一二匙，至松風鳴時復入之，以止其沸，即下茶葉......少傾水再沸，如奔濤濺沫，而茶成矣。所用的茶葉，則以蘇州碧螺春為上，不易得，則杭之天池，次則龍井......若武夷、君山、蒙頂，亦止聞名。顯然，他所品飲的也只限于綠茶而已。
改釜為銚，改末茶為散條形綠茶，唐晏所實踐的，正是經(jīng)過改進的唐人煎茶法。盡管他的器具很精致，甚至還特別推崇粵東白泥銚，程序亦十分工夫，但與小壺小杯沖沏烏龍茶的潮州工夫茶，依然是南轅北轍，不可相提并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