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茶藝來說，茶圣陸羽在《茶經》中就列出了28種煮茶和飲茶的用具，他煮的“陸氏茶”別具一格，傳說他的師父智積認為品過“陸氏茶”，其他茶就不在話下了，可見陸羽是非常重視茶藝的。
宋代以后，茶會、茶宴、茶百戲、分茶等茶文化活動，盛行于寺院、宮廷和文人雅士之間，其中浙江余杭徑山寺的茶會、茶宴（茶宴比茶會更隆重），以其兼具山林野趣和禪林高韻而聞名于世。徑山寺位于浙江余杭，其地山巒疊嶂，古木參天，流水潺潺，茶林遍野，向以山明、水秀、茶美聞名于世。寺內僧眾達千人以上，享有“江南禪林之冠”的稱譽。徑山寺的飲茶之風極盛，長期以來形成了一套固定、講究的儀式：舉辦茶宴時，眾佛門子弟圍坐“茶堂”，依茶宴之順序和佛門教儀，依次獻茶、聞香、觀色、嘗味、瀹茶、敘誼。先由住持親自調沏香茗，以示敬意，稱為“沏茶”；然后由寺僧依次將香茗奉獻來賓，為“獻茶”；赴宴者接茶后應先打開碗蓋聞香，再觀賞茶湯色澤，爾后才啟口在“嘖嘖”的贊嘆聲中品味。三巡之后，即開始評品茶香、茶味，并盛贊主人道德品行，最后才是論佛頌經、談事敘宜。飲茶在寺院中不僅有助坐禪、清心養身之功效，而且還有聯絡僧眾感情、團結合作之功用。
上文寫到，日本茶道之初是宋代日僧南浦昭明傳入日本崇福寺的。南浦昭明（1259年入宋，1267年回國）曾長期在徑山寺學佛，對徑山寺茶文化耳濡目染，回國時不僅帶去了徑山寺的茶種和種茶、制茶技術，同時傳去了供佛、待客、茶會、茶宴等飲茶習慣和儀式，甚至還帶去了很多道具，日本《本朝高僧傳》就有這樣的記載：“南浦昭明由宋歸國，把茶臺子、茶道具一式帶到崇福寺。”日本茶道至今還保留著“徑山茶宴”的某些特征。
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近代中國飽受列強蹂躪，尤其是8年抗戰，使中國社會倒退了數十年，人民連生命財產都得不到保障，又何談發展茶藝、茶文化？新中國成立后，長期的極左思潮又把茶文化列為“資產階級思想”而打入冷宮。直至上世紀90年代，中國茶文化才得以復興。
作為文明古國，中國茶文化博大精深，為世人所公認。包括茶道文化在內的日本文化，都源于中國文化。在中國茶文化衰落之際，日本茶道盛行于世，加之日本比較張揚的民族性格，使其廣為傳播。物以稀為貴，由于茶道、茶藝長期疏離國人，也難免讓一些人感到稀奇，妄自菲薄，盲目地認為日本茶道魅力無窮。
茶興盛世。上世紀90年代至今僅10多年時間，中國茶產業、茶文化即得到了空前發展，說明中國茶文化底蘊深厚，厚積薄發。筆者堅信，只要我們腳踏實地，勇于創新，虛心學習包括日本茶道、韓國茶禮等海內外茶藝的精華，不遠的將來一定會產生超越日本茶道并為世人所喜聞樂見的中國茶藝。
筆者以為，茶藝表演，除了茶中要以外，還需要表演茶藝的女士、先生氣質美、環境美、音樂美、器具美。這樣才能使觀眾身心愉悅，留下難忘印象。
也許是文化的差異，筆者以為起源于寺院的日本茶道依然保留著嚴謹呆板的特點，過于單調和程式化，尤其是“四規”中的“寂”字，更是寺院文化的代表，缺乏時代感，創新不足。比較日本茶道，筆者以為不如中國茶藝輕松活潑、更具美感和觀賞性。筆者問過一些茶友對日本茶道的觀感，回答是好奇，好奇不等于欽佩，這也許是很多國人的同感。
平心而論，當代日本茶道、中國茶藝的文化內涵都不高，僅僅是一種表演而已，悟性好的人學上一年半載，即可達到一定程度，比其他很多藝術都要容易。
筆者以為，茶藝不僅僅是藝術地泡茶，而應該融入更多文化內涵，不妨融入一些為人們喜聞樂見的情景短劇，如可以唐代詩僧皎然、茶圣陸羽、女冠李冶三位好友為主要角色，編一出《天女散花》的情景短劇。佛教典故說，摩維室中一天女，將天花散向諸菩薩，道行高者不沾天花，反之則沾身不落。風流女冠李冶曾經挑逗過皎然，皎然寫過一首《答李冶》：“天女來相試，將花欲染衣，禪心竟不起，還捧舊花歸。”這一情景短劇再現盛唐茶人茶事，富有趣味性和觀賞性，希望有識之士早日演繹。
創新是中國茶藝的繁榮之路。作為世界茶文化發祥地的中華大地，有理由創造出富有中國特色、為世人刮目相看的中國茶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