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茶業發展的主要原因有四。
其一，是盛唐經濟、文化的影響。在六朝以前，我國飲茶還很不普遍，《膳夫經手錄》稱，“至開元、天寶之間，稍稍有茶，至德、大歷遂多”，那么，為什么茶業是在開元天寶以后才慢慢興盛起來的呢？毫無疑問，這是與當時的社會經濟直接相聯系的。
講到唐朝的強盛，會很自然地會想到唐太宗的貞觀之治。唐初的貞觀之治，在富國強兵、擴大版圖、鞏固統治等許多方面，都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它只是為新王朝的強大昌盛，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唐朝繁榮富強的頂點，還是在開元、天寶期間。唐玄宗李隆基在執政前期，還是一個有抱負和創業精神的君主，他任用了姚崇、宋理應張九齡等一批有才干的賢能，掃除積弊，改善庶政，使初唐以來的上升景象，最后織成“開元全盛”的畫面。詩人杜甫在《憶昔》這首詩中，對開元盛況有這樣的描寫：“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當然，這私人倉廩，只是地主的倉廩，但在唐代，開元天寶年間，無疑是其社會經濟最為殷實的一個時期。茶葉是社會消費品，茶葉的消費，是由社會經濟所決定的。如所周知，北方飲茶的普及，就與開元年間泰山靈巖寺大興禪教的活動有關。禪教在南北朝時，流傳到我國南朝的南京和北朝的洛陽，但禪教和飲茶在其時都沒有多大發展。所以，開元時北方禪教和飲茶的興起，決不是與社會經濟無關的一種孤立發展。
另外，國家的統一，交通的發達，南北經濟、文化交流的密切，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南北朝禪教和茶在北方之所以沒有發展，與經濟固然有重要關系，但其時南北的分裂、交通的阻塞，也不無影響。隋朝修鑿的永濟渠、通濟渠、山陽瀆、江南河，雖然只是為楊廣巡游揚州和江南開道，但是，在其后的很長時間中，對溝通長江和黃河兩大流域的經濟、文化，卻起到了無可估量的作用。所以，從交通的角度來說，要是沒有大運河這條水路國道，就不可能有開元那樣鼎盛的局面；縱然有開元那樣的盛世和禪教的風起，假如沒有運河國道，運輸茶葉受到限制，北方禪教和茶業也不可能在一個很短時期內風行起來。
第二，陸羽的倡導。北宋梅堯臣在《次韻和永叔嘗新茶雜言》中吟“自從陸羽生人間，人間相學事春茶”，這是對陸羽一生在茶業上的貢獻所作的非常公允的評價。茶的發現和飲用，古已有之，非陸羽之功；但是唐代茶業的興盛，則確實是與陸羽的倡導分不開的。陸羽對茶業的倡導，首先也主要反映在《茶經》的影響上。《茶經》一書，包括陸羽這個茶學專家的形象，不是憑空而來，而是唐代茶業發展的需要和產物。也就是說，“茶圣陸羽”及其《茶經》，是唐代茶業大發展中產生的。但是，反過來，陸羽《茶經》的提倡，又推動和促進了唐代茶業的更大發展。這一點，《新唐書·陸羽傳》說得很貼切。“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茶經》中關于茶的歷史、制茶飲茶的方法、器具，不是從陸羽才有的，而是他把它們總結、提高得更加完備，自此“天下益知飲茶”；他的作用，主要是在“益知”上。怎樣“益知”呢？宋人陳師道在《茶經序》中稱：“上自宮省，下迨邑里，外及戎夷蠻狄。賓祀復享，預陳于前，山澤以成市，商賈以起家。”也即是說，陸羽及其《茶經》的功德，影響非常深遠，實際觸及了茶業和茶葉文化的各個方面。
三是僧道生活和茶為教事吸收的影響。唐代茶業的發展，還表現在與唐代佛教、道教興盛的關聯上。我國佛、道二教，自漢朝起，經南北朝的發展，到唐朝，也達到了極其興盛的階段。如武則天時、佛道二教，特別是佛教，就得到很大的發展。其時在長安造的“明堂”，高達294尺。后來又造了一個“天堂”，存放大佛，其建筑比明堂還要高大。武則天很迷信，她甚至頒令天下，在全國斷屠、禁漁達七八年之久。因為統治者的支持，所以唐朝不僅產生了最富足的寺院經濟，而且也形成了一支人數眾多脫離勞動的僧道隊伍。唐朝憎道不僅成為茶的主要消費者，也成為茶道、茶藝的重要倡導者。佛教講輪回轉世、因果報應，主張修行悟性，以求得道成佛。道教注重醮禱，以求長壽多福，或修煉成仙。所以無論是佛教抑或道教，其枯燥孤寂的修養祈禱活動，都有賴于茶，有茶則舒，因此，茶葉不僅為眾多僧道所好，也廣泛吸收在寺院生活之中。如杜荀鶴《題德玄上人院》詩：“刳得心來忙處鬧，閑中方寸闊于天。浮生自是無空性，長壽何曾有百年。罷定馨敲松罅月．解眠茶煮石根泉。我雖未似師披衲，此理同師悟了然。”至于佛教坐禪，茶的功用就更大。如《封氏聞見記》所記，開元時，泰山靈巖寺大興禪教，學禪務于不寐，又不夕食，唯許飲茶，由自人懷挾，到處煮飲，相效成俗，不但促進了北方飲茶的普及，也直接推動了我國整個茶業的發展。據統計，在《全唐詩》中，凡提及茶事的詩詞，僧道寫作或在寺院和僧道一起飲茶的詩詞，竟占到總數的十之近二。唐朝寺院增道吟誦茶葉的詩詞不僅特別多，而且寺院往往也就是種茶較多、制茶較精的制茶技術中心。如李白在《答族侄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的序文中說的“清香滑熟”能使人增壽還重的“仙人掌茶”，就是荊州玉泉寺所種和加工制成的。所以，唐朝的專院和增徒道眾，不單是嗜茶的一批茶葉鼓吹者，也是茶藝、茶道的一些實踐家和創造者。
其四，這時的氣候條件，也有利于茶業的發展。據竺可楨先生對五千年來氣候變化的研究，在近五千年，大約經歷過這年幾次冷暖交替過程；第一溫暖期，為公元前3000～1000年，約當仰韶文化和河南殷墟時代，這一時期，黃河流域直至山東半島，都有竹類分布，安陽殷墟還有麈和竹鼠、狨、水牛等熱帶、亞熱帶動物遺骨。第一寒冷期，為公元前1000～850年，約當西周時期，據《竹書紀年》記載，這一時期漢水曾兩次結冰。第二溫暖期，為公元前770～公元初年，約當春秋至西漢這個階段，據《詩經》和《史記》等文獻記載，梅、竹、橘、漆等亞熱帶植物分布，比寒期推北。第二個寒冷期，由公元初～600年，約當東漢至南北朝這個階段，這一時期中，尤以3世紀后半期的氣溫更低，其時每年陰歷四月還常降霜。第三個溫暖期，為公元600～1000年，約當我國隋唐五代時期。8世紀初，梅樹種于長安，公元751年，長安種的柑桔結果。第三個寒冷期，公元 1000～1200年，大抵相當我國兩宋階段。這一時期，太湖曾給冰，厚可行車，洞庭東西山的柑桔全部凍死，杭州每年的終雪日一般都要推遲至暮春。當然，這是我國自原始末期至末代大的氣候變化周期，在這每個溫暖和寒冷期之中，也都包含有一些小的有規律的冷暖變化。通過上述歷史氣候的回顧，可對唐以前我國茶業發軔雖早，但發展緩慢，而至唐朝一下子興旺起來的自然原因，有一個初步的理解。這里要特別說明的是，在近五千年中，唐代是最為溫暖的一個時期，明白了這點，對唐朝貢焙為什么設在較北的江浙宜興和長興，在唐代那樣的技術條件下，栽培茶樹的北限，何以能擴展到海州（今江蘇連云港）一帶，也就更加容易理解了。唐朝茶業的發展，除掉眾多社會原因之外，與當時的“天時”條件，是有一定關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