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有無茶道？由于漢字的組合比較自由，中國古文獻中出現過“茶道”這個詞組。比如與陸羽同時代的皎然，他寫的《飲茶歌》中就有“孰知茶道全爾真，唯有丹丘得如此”之句。《封氏聞見記》在敘述了陸羽和常伯熊提倡飲茶之后說：“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無不飲者。”明代陳繼儒在《白石樵真稿》中說：當時茶的蒸、采、烹、洗“悉與古法不同”，但有些人“猶持陸鴻漸之《經》、蔡君謨之《錄》而祖之，以為茶道在是”。這些“茶道”的含義相當于茶事或茶藝，有別于日本所稱“茶道”。
日本和中國不同，日本原先不產茶，茶是從中國傳去的，所以日本沒有中國起初把茶叫作荼，視為普通樹葉子的那段歷史。在平安時代，茶雖已傳入日本，但只在大內辟有茶園，且歸典藥寮管理，與一般民眾沒有關系。12世紀時，兩度入宋求法的榮西法師帶回茶種，開始在日本推廣飲茶。不過榮西的著眼點是看重茶的醫療保健作用。他在《吃茶養生記》中說：“茶也，末代養生之仙藥，人倫延齡之妙術也。山谷生之，其地神靈也；人倫采之，其人長命也。 ”又說：“貴哉茶乎！上通神靈諸天境界，下資飽食侵害之人倫矣。諸藥唯主一種病，各施用力耳；茶為萬病之藥而已。”把茶當成“萬病之藥”，在其原產地中國，人們恐難以置信；這種說法實際上反映出對來之不易的外國物品之作用的習慣性夸張。
榮西之后，飲茶在日本逐漸興盛，起初在禪院中流行，后來日本的公家和武家都欣賞飲茶之趣，在日本興起了舉辦茶會的風氣。根據《吃茶往來》（約為日本南北朝晚期或室町初期的著作）所記，當時高級武士修建了講究的茶亭，在這里舉辦茶會。點茶獻客之后，要玩一種叫“四種十服茶”的賭賽游戲，它有點像我國那種比茶味、比茶品的斗茶。但當時日本茶的種類沒有中國那么多，他們主要是猜測其中哪些是“本茶”（指栂尾茶）、哪些是“非茶”（其他茶），以定勝負。之后，“退茶具，調美肴，勸酒飛杯。先三遲而論戶，引十分而勵飲。醉顏如霜葉之紅，狂妝似風樹之動。式歌式舞，增一座之興；又弦又管，驚四方之聽”（《吃茶往來》）。但這種豪華的茶會被認為是“無禮講”、“破禮講”，是一種敗壞風氣的行為。所以到了室町幕府的八代將軍足利義政（ 1449—1473年）時，遂命能阿彌（ 1397—1471年）創立起在書院建筑里進行的“書院茶”，這是一種氣氛嚴肅的貴族茶儀。之后又命村田珠光（ 1423—1502年）為主持茶會的上座茶人，他把寺院茶禮、民間的“茶寄合”和貴族書院的臺子茶相結合，并注入禪的精神，排除一切豪華陳設，形成了樸素的草庵茶風。日文中的“茶道”一詞，就是由他開始使用的，在此之前只稱為“茶湯”而已。珠光認為茶道之大旨在于：“一味清凈，法喜禪悅。趙州（指唐代的從諗禪師， 778—897年）知此，陸羽未曾至此。人入茶室，外卻人我之相，內蓄柔和之德。至交相接之間，謹兮敬兮清兮寂兮，卒以及天下泰平”（《珠光問答》）。所以其終極的目的是天下太平；也就是說，是為鞏固日本社會的封建秩序服務的。
到了16世紀中葉，千利休（ 1522—1592年）將草庵茶進一步庶民化，使之更加普及。他把珠光提出的茶道之四諦“謹敬清寂”改為“和敬清寂”，即將帶有嚴肅意味的“謹”改為沖淡平夷的“和”。但他又強調“敬”，敬體現在茶道的禮法上，這是日本封建等級制度下的人際關系的反映。由于中世紀的日本是一個以武士為中心的社會，所以武家禮法的地位很崇高，影響很大。而吸收了若干禪院清規制度的小笠原流派武家禮法中的茶禮，更在頗大的程度上為茶道所接納。千利休說：“茶道的技法以臺子技法為中心，其諸事的規則、法度有成千上萬種，茶道界的先人們在學習茶道時，主要是熟記、掌握這些規則。并且將此作為學習茶道的目的”（《南方錄》）。從千利休那里流傳下來并漸趨定型的日本茶道，在茶室建筑、茶具、烹點技法、服飾、動作乃至應對語言等方面，無不規定得很細致。甚至連進茶室時先邁左腳還是先邁右腳；哪種茶具放在室內所鋪之草席的哪一行編織紋路即所謂“目”（標準的草席長 1。9米，有 62。5目）上；移動茶具時在空中經過的途徑是直線還是曲線；一碗茶要分幾口喝光；于何時提哪些問題并如何作答；均須按照成規一絲不茍地進行。而且其間參加茶會的主客雙方須頻頻致禮。一次茶會大約用四小時，據統計，一位主人和三位客人在此期間共行禮二百一十三人次，還要依場合之不同分真、行、草三種形式；如果行禮的次數過多、動作過謙，也是一種失禮的行為。真可謂繁瑣已極。禮法，無論在日本或古代中國，都是用來維護和養成封建秩序的，茶道禮法也是如此。而且從千利休的三世孫千宗旦以后，千家流茶道采取了傳嫡的家元制度。長子稱為“家元”，繼承祖上的事業和姓名，僅標明幾世，以為區別；其他諸子不但不能繼承茶人之業，還要改姓。家元則向入門求藝的弟子傳授茶技并發給不同段位的證明書，通過這些活動對弟子進行管理，在本流派中擁有無可爭議的權威。
但茶道并不僅以演習一套繁文縟節為滿足，從“茶禪一味”的觀點出發，它有自己對美的特殊追求。茶道之美崇尚枯高幽玄、無心無礙，對世俗美采取否定的態度。比如茶室內不取世俗喜愛的豪華秾麗之色，而以暗淡的朽葉色為基調。飲茶之碗起初曾珍視中國建窯、吉州窯等地的作品，即日本所稱天目茶碗；后來根據茶道美的標準，改用朝鮮陶碗，這種碗的胎土未經仔細淘洗，夾雜石粒，表面有黑斑，相當粗糙，卻被日本茶人看重，稱作蕎麥茶碗，視之為藝術品。繼而日本茶人自行設計制作茶碗，如在千利休指導下生產的樂窯茶碗是一種低溫釉陶器，制坯時不用陶輪而以手制，故器形不甚規整。這種茶碗呈筒形，器壁較厚，通體施深色釉，但濃淡不勻，釉面出現隱約的斑塊。再如織部窯茶碗，是在茶人古田織部（ 1544—1615年）的指導下生產的，這種茶碗造型扭曲歪斜，被稱為“馬盥型”。他如“鞋型”、“洲濱型”、“山道口型”、“多舌口型”等茶碗，器形都比較怪，其審美情趣與中國傳統茶具大不相同。不僅如此，用中國的眼光看起來，日本茶道中還有不少難以理解之處。比如進行茶事活動之規范化的草庵茶室，其門戶（躙口）的高、寬均為 70厘米許，客人須匍匐爬行才能進去，如此待客在中國是不可想象的。而日本茶人卻認為，茶室是一處超脫凡俗的清凈世界，必須用這樣一道窄門把它和塵寰隔開。所以英語把茶室翻譯成 abode of fancy（幻想的屋子）、abode of unsymmetrical（不勻稱的屋子）。這里的情趣日文稱之為“佗”，正統的茶道稱為“佗茶”。佗的含義頗不易界定，簡言之，佗就是揚棄俗物，而從禪悅的無相了悟中去尋求毫無造作的清寂之美。可是盡管如此，這種美仍然不能不寄托在世俗的平凡物件上。甚至在進入清凈的茶室的客人中，也還要根據其社會地位區分出正客、次客和末客來，更不要說那些不勝其煩的禮節了。所以，茶道標榜的和敬清寂本身就包含著難以解脫的矛盾。而這樣的一種矛盾統一體當然不能只被看成是一種飲食文化、一種生活藝術或一種禮儀性的社交活動。它只能像最早向西方世界介紹日本茶道的岡倉天心在《茶書》（1906年）中所說：茶道“是一種審美主義的宗教”。“是超越飲用形式理想化以上的東西。即：它是關于人生的一種宗教。 ”“茶室是人生沙漠中的一片綠洲。在那里，疲倦了的征人相會在一起，共飲藝術鑒賞之泉。茶事是以茶、花、畫等為情節的即興劇。”這種走向超現世境界的茶道是日本所特有的，與中國的茶文化存在著質的區別。
日本茶道中飲用末茶，原是從南宋飲末茶的做法中學來的。但中國的飲茶法自元以后有了很大的變化，茶道卻一直沿用那在中國已趨絕跡的末茶，因而無法與中國茶事的新發展相接續。日本生產不出像中國宋代那樣的高質量的茶餅，卻又要保持飲末茶的成規，乃將茶葉直接粉碎為茶末，其色綠，其味苦澀；特別是點出的濃茶，幾乎?u>巖韻卵省ｈ氈救艘簿醯萌綣嶄掛庵?u>濃茶恐損傷胃黏膜，所以要先吃“茶懷石”（一頓茶食，包括拌涼菜、燉菜、烤魚、酒、米飯和大醬湯）墊補之后才飲。雖然這和榮西所說“茶是味之上首也，苦味是諸味上首也”相合，但和中國六朝以前的咸湯型茶、唐宋的甘乳型茶、明清的清茶型茶均絕不相同。同時日本點茶時多不用湯瓶而從茶釜中舀取，與宋代之烹點手法相較，也使人產生似是而非的感覺。
中國沒有日本的那種茶道，因為兩國的歷史背景、社會風氣均不同，對茶的認知亦有別，本無足怪。如楚天在《百科知識》上撰文介紹中日茶文化時曾說：“中日茶文化的主要區別，在于其中的‘道’，中國無，日本有。 ”“茶道是日本茶湯之道的俗稱。日本飲茶之風已興起七百多年，才由村田珠光從中悟出‘道’來。至千利休時，日本茶道的體系始告完成。經過千余年的歷史積淀，茶道深深融入日本民族精神，成為日本特有的文化形態。它在交友懇親的茶會上，形成以主人的茶事做法和客人的茶器鑒賞，及主客心領神會為環節的一整套繁縟復雜的禮儀，既細膩典雅，又莫測高深，同時還對時令、場所、道具、等級、規格的考究費盡心機”。而中國自唐以來，即稱“茶為食物，無異米鹽”（長慶間左拾遺李玨語，見《唐會要》卷八四）。宋代王安石的《議茶法》也認為：“夫茶之為民用，等于米鹽。”南宋的俗諺說：“早辰起來七般事，油鹽醬豉姜椒茶”（《夷堅續志前集》卷一）。中國人以務實的態度對待茶。不僅中國平民從不把喝茶視作特殊的“道”，而且連被尊稱為茶神的陸羽像有時也逃不脫以滾湯澆頭的遭遇；在實行家元制的日本茶人看來，同樣會被認為是難以理解的了。
聲明：本文摘自《從歷史中醒來：孫機談中國古文物》，孫機/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8月。原為1994年12月16日在香港茶具文物館的演講稿，經整理后發表于《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第26期（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