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十年中國看深圳，百年中國看上海，千年中國看北京，三千年中國看西安，五千年中國看山西”。翻開中國山西的歷史，仿佛打開一壇濃的化不開的老陳醋。
為了尋找駱駝之路上先人的足跡，我們于2005年7月，懷著一種疑惑而期望的復雜心情來到明清時期名震全國的晉商之鄉——山西。從西安出發坐火車至平遙，需要十多個小時，看著窗外一望無垠的玉米地，矮小的平頂磚房，誰也無法想象電影里的喬家大院的輝煌能與此有何瓜葛。嘆斗轉星移，時過境遷。。火車到站，找一人力車夫拉們進入神秘的古城平遙，一剎那，光芒四射的古城墻把我們的心震得咚咚響，仿若夢中。難怪余秋雨先生感嘆“抱愧山西”，他說：“看來，山西之富在我們上一輩人心目中一定是世所共知的常識。我對山西的誤解完全是出于對歷史的無知。唯一可以原諒的是，在我們這一輩子，產生這一誤解的遠不止我一個人”。未到山西前，我對此段話還存在很多疑惑，直道今天，才深深體會到這句話的真正含義。
這座位于山西省中部，太原以南90千米的古城，城墻原是公元前9世紀東周名將尹吉甫用土磚筑成，迄今已有2700多年，明洪武三年（1370年）重建為現時所看到的磚墻結構。墻中有墻，除古城墻外，每個家院、商號都有其獨特的院墻，院內均用青磚鋪就。每家每戶正院頂端均置有一口大的水缸，并養植一些花草，給古樸的庭院帶來春意盎然的勃勃生機。
平遙古城于1997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平遙古城中國漢民族城市，它保存了中國所有特征，并在中國歷史發展中，為人們展示了一副非同尋常的文化、社會、經濟及宗教發展的完整花卷。”
晉中大院是歷史的濃縮，其中蘊含著山西人的精明和敢為人先的奮斗精神。“貨幣天下行”的“日升昌”票號成為中國銀行發行匯票的先河，喬家借錢給當年的慈禧太后以解國危的壯舉，便可略見一斑。直到現在，研究商業的人如果對晉商不去了解，就不配稱為一個真正的學者。
山西商人歷史悠久，早在兩漢就有記載。但真正興盛而成為國內一支著名商幫，則始自明代，盛于清。主要原因一是商品經濟的發展，許多商品需要通過商人的中介作用銷往各地；二是自明清以來政治軍事或經濟地理的因素，為山西商人的發展提供了機遇。應該說鹽、鐵是山西商人向外擴張的重要條件，絲綿生產和明代北部邊鎮駐軍糧餉更是為山西商人的發展提供契機，邊地的茶馬市、西茶市又給山西人的發展帶來了機遇。
山西不出產茶葉，但有一個與山西接壤的廣闊茶葉消費區域。這個區域，在明代和清代都是生活必需用茶的地方。山西茶商在全國人口20％多的地區和土地面積一半以上的廣闊區域活動，壟斷和操縱著邊疆各地區的茶貨貿易。按茶葉采購的區域來分，大體可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明末清初，主要采購漢中和四川之茶；第二階段在清前期，采購湖南安化、福建武夷、浙江建德、安徽霍山等地之茶，以湖南安化的資江為盛，湘潭則為大轉運碼頭；第三階段自清乾隆、嘉慶以后，主要采購湖南和湖北交界的蒲圻，臨湘一帶的茶葉。茶葉通過外茶商和內茶商的共同合作，銷往我國的邊陲地區和沙俄。
山西人可以說是最早采用機械壓制磚茶的，“其原料多為二茶或三茶，茶葉長約一寸，味強，一般稱為老茶。壓力多為木制平壓機”，“其壓制法極為幼稚，置茶于蒸籠中，架鍋上蒸之，傾入模型中，置木架壓榨器中，借杠桿之力壓之。移時，在模中托出，放于樓上，聽其自然干燥。“采出茶入鍋，用火炒，置布袋揉成，收者貯用竹簍。稍粗者甑軟用。稍細之葉，灑面壓成茶磚，貯雙竹箱，出西北口賣之，名黑茶。”
山西人之精明，還表現在他們的誠信和敬業。在平遙，年輕的人力車夫為我們拉車整整半天時間，一邊為我們解說平遙的歷史和現狀，一邊為我們查找資料提供路徑導向，省去了許多不必要的時間開支。臨別時，我們給他五十元錢，他執意不收，只收了他應得的二十元。大體這就是山西商人的為人之道吧。中國人說，經商的成敗與為人如何至關重要。內蒙古作家協會副主席鄧九剛參加中央電視臺的《晉商》節目時說：“他們（晉商）誠心誠意的對待顧客，他們那種敬業精神，使他們在語言的掌握方面，都達到了這種令人吃驚的程度。我過去采訪山西商人，老的山西商人，和他聊天，說著說著，說到激動的時候，語速快的時候，他情不自禁的把漢語變成蒙古語，就是說蒙語變成了他的母語了。他這個山西人無論從外形，還是心理、語言，幾乎就是蒙古人。這是因為他從小，從14隨學徒，掌柜的就把他放在草原上，字號就要求他，在草原上要習蒙俗，用蒙語，對顧客要尊重，要掌握顧客的心理，這你才能戰無不勝。他這個商業為什么比人擊不到它，無法排擠它，他和顧客的關系達到這種程度。”
除此之外，作為一個合格的山西商人，還要學習一些中草藥知識、針灸知識。以見牧民有病了，給人家看看病，搞點中草藥，給人家針灸一下，他病好了非常感謝逆，互相之間建立了一種信任關系。
山西土地貧瘠，晉中大院的興建并非在一夜之間拔地而起，而是通過多代人的努力才有今日所見到的規模。如果略微探究一下這些大院的歷史，就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這些院落的第一代主人，在走西口之前，幾乎全是一些在家鄉走投無路的貧苦農民。像曹家的祖先，是推著獨輪車賣沙鍋的；常家的祖先，在張家口擺攤賣布；而喬家的祖先喬貴發，剛到蒙古草原時甚至連小販都算不上，他靠賣苦力，給別人拉駱駝為生。
喬貴發第六代孫喬挹青說：“一開始去包頭的時候，喬貴發一分錢都沒有，就全是靠苦力打工。后來掙了一些錢，當是當初買賣做得也不是很好，于是他又回到老家又開始種地。他在包頭的那個小買賣，就請一個姓秦的老鄉在那守著。乾隆二十年的時候，他有了一個機遇。那年是糧食豐收，老秦那個時候感到糧價很便宜，就收購了大量黃豆、玉米這一些東西，為的是以后磨豆腐，生豆芽。因為價錢比較便宜，就存了一些，沒想到第二年天氣大旱，一旱后大莊稼種不下去，只好種點兒小秋。黃豆值錢了。買賣有了轉機，于是老秦有把老喬叫到了那兒。兩個人從那個時候開始有了點模樣，有點規模了。“
山西商人經營茶葉的足跡遍布了大半個中國。在恰克圖模樣的中國商人有二十多家，其中只有兩家是非山西籍的，一家是北京的，一家是新疆的。剩下的全部是山西人就是說恰克圖貿易是由山西人壟斷的。整個茶葉貿易的路線，當時有三個重要的。恰克圖是第一大市場，第二個史海拉爾市場，這是東北方向，西北方向是塔爾巴哈臺，塔城市場，就是現在阿里山口往西區的市場。
茶商的勢力和財富，也改變了山西人的觀念，當時山西流傳這么一句話：“當官入了閣，不如草票莊上當了客”；“家有萬兩銀，不如茶莊上有個人”。茶商之地位可見一斑。
為追蹤千兩茶經營者的足跡，我們來到了祁縣渠家大院博物館。這個于1996年9月正式對外開放的博物館，是渠家大院的產物，渠家以經營茶葉發家，其所經營的長裕川茶號也是當時晉商中最大的茶莊之一，所謂“長裕川聲明卓越，三晉源匯通天下”，這是對渠家兩國大茶號的詮釋。渠家在祁縣修建了幾十個大院，有“渠半城”之稱。
在渠家茶葉博物館內存列著晉商監制的“宏源”川字牌青磚茶和千兩茶模型，這不禁使人想起《喬家大院》劇中行走在戈壁沙漠上駱駝古道以及喬致庸頭頂烈日，足履灼沙，櫛風沐雨，把一支支、一片片茶磚運往恰克圖的艱難情景。
游過了太原平遙和渠家大院，不能不到喬家大院看一看它的淖約風姿。“先有復盛公，后有包頭城是對喬家巨富的形容。喬家是典型走西口發跡致富的巨賈大商，當年主要在恰克圖、包頭等地與蒙古俄國進行先有、毛皮的交易。最盛時，經營店鋪十九家，員工四五百人，還有兩個大票號“大德通”、“大德恒”。
喬家從發跡到衰落，傳了七世。第一代喬貴發為創業者，發跡于包頭。喬貴發有三個兒子，其中喬全美是第三個兒子，他繼承了喬貴發的基業，創設了包頭“復盛公”。橋全美又生了兩個兒子，二子喬致庸，是如今所存喬家大院的主人。喬致庸年輕時奇文經商，由于他重誠講信，善用人才，事業得以輝煌發展。喬家家規很嚴，一不準納妾，二不準虐仆，三不準嫖妓，四不準吸毒，五不準賭博，六不準酗酒。1938年9月，因不堪日本軍隊的騷擾，喬家舉家老小六十多人遷離故土，再也沒有回來。喬家堡因大院而聞名，卻永遠也想不到，有一天自家的宅院竟支撐起一座城市的名氣。
1840年，帝國主義用大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國家主權的喪失，中國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這種情況下，晉商縱是有千般解數，也難以施展，在與外商的商貿活動中，已無平等競爭可言。非但如此，清政府為避免因商畔而引起的爭端，又往往對晉商進行壓制。晉商在這雙重壓迫下，商貿活動銳減。
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后，俄國以調節有功，脅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打開了侵略中國的通道，取得了沿海七口（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臺灣、瓊州）的通商權，又強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關的復進口稅，即免征茶葉的半稅，以及內地采購和設廠制造茶葉，打擊中國茶商。洋人利用機械生產茶葉，生產成相對較低，對晉商的茶業造成了威脅。民國時期，晉商的輝煌終于結束。
晉中大院濃縮了一個時代的背影，時至今日歷史的輝煌如同大院青磚瓦上的那抹余輝終將退去。倘若你到晉中，對富貴的感覺便會更深一層，正如當地人對財富的看法一樣，一樣的平淡，大概是他們見多了財富的變更，便有了一份超脫于從容，昔日“富甲天下”的榮耀已悄然逝去，自得其樂的生活似乎成就了當地人的達觀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