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20年，基本解決我國現有貧困人口的脫貧問題，這既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國政府對世界的莊嚴承諾。為此，充分發揮我國的制度優勢，堅持動員全社會參與，構建政府、社會、市場協同推進的大扶貧格局，形成跨地區、跨部門、跨單位、全社會共同參與的多元主體的社會扶貧體系，實施精準扶貧，就成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脫貧攻堅模式。
目前，全國各地實施精準扶貧的重要策略就是“領導掛點，干部包戶，限期摘帽，嚴格問責”。在這種強大的政治優勢下，一方面，貧困人口面臨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但另一方面也存在：“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心態，拔苗助長的愿望，替民做主的做法，尤其出現了“在貧困農戶收入數據上作文章，玩數字游戲，靠數字脫貧”的苗頭和傾向，如果不注意及早克服這些錯誤做法和傾向，被折騰受苦的是貧困人口，傷害的是人民對黨和政府的感情。
現在，實施精準扶貧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一是大多數扶貧干部缺乏扶貧的專業知識與技能。扶貧到了攻堅階段，不僅需要精準用力，目標到戶，不走過場，更需要科學施策，因戶施策，因時施策。而現在領導干部全員上陣的扶貧做法，是建立在“所有領導干部都是扶貧能手”的錯誤假設上，它可能帶來新一輪的折騰。二是大多數扶貧干部缺乏對貧困人口的精神與感情準備。扶貧干部普遍抱著“可憐窮人，施舍窮人，拯救窮人”的心態進村扶貧，有些扶貧干部甚至還存在“離開工作崗位進村扶貧是被邊緣化，是無可奈何”的心理。缺乏對貧困問題的科學認識，缺乏對貧困人口的感情認同，缺乏對扶貧工作的積極擔當，就很難做到用心對人和用力做事。三是奔著時間算扶貧。因為懼怕問責，所以就沒把精力放在如何科學施策和精準用力方面，而是按照時間期限定目標，根據時間節點定指標，依據脫貧指標簽訂扶貧責任書，本末倒置，最后就只能在數據上打注意。四是貧苦農戶的主體性被削弱。由于扶貧部門和干部“可憐窮人”的心理、“拯救窮人”的抱負、“手握資源”的現實和“替民做主”的行動，就會不由自主地限制了貧困農戶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就會出現扶貧供需不對稱的情況，就會產生貧困農戶新的依賴。五是扶貧部門間的競爭導致新的不公平。各扶貧部門從自己的條件和資源出發，盡力從人財物方面對自己掛鉤扶持的點進行投入和扶持，這是人之常情，但從客觀現實來看，不同部門給掛鉤點帶來的扶貧資源，不僅種類千差萬別，而且數量懸殊巨大。這對大致相同地區的貧困農戶來說，就會形成新的不公平，甚至會引發新的上訪事件。六是脫貧的持續性受到考驗。由于是按照“定時間、定目標、強投入、快增收”的方式進行扶貧攻堅，缺乏針對貧困問題的綜合發力，如基礎設施建設、教育衛生發展、市場開發以及人力資源建設等，就會出現脫貧不穩，返貧率高，扶貧工作持續性不強的問題。
為此，我們建議：
第一，以貧困農戶為主體制定五年脫貧攻堅計劃。貧困農戶是脫貧的最小細胞，對癥下藥要放在細胞上。每戶貧困農戶必須有一個以貧困農戶為主制定的五年脫貧攻堅計劃。貧困農戶脫貧攻堅計劃的制定，是扶貧人員與貧困農戶統一思想的過程。這個計劃由幫扶干部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在與貧困農戶、村組干部反復交流和討論的基礎上形成。貧困戶的脫貧攻堅計劃，是將脫貧權、發展權交給農戶，是實現精準扶貧的“私人訂制”。貧困農戶的脫貧攻堅計劃，既是幫扶干部的工作指導，又是幫扶干部的工作考核內容。
第二，以貧困農戶的實際需求來明確扶貧部門的責任。通過制定貧困農戶的脫貧攻堅計劃，明確農戶的發展需求，相關部門要以貧困農戶的脫貧攻堅為核心，依據扶貧項目的內容和要求，分別明確各部門的責任，而且各個幫扶單位之間應該相互協作，取長補短。職能部門要以滿足貧困農戶發展和民生的水利、道路、醫療衛生等基礎設施建設為主；專業技術部門要以貧困農戶的農業科技、市場信息和發展規劃等為主；科研部門要以新技術、新品種和勞動力培訓等方面為主。最終形成不同貧困地區“貧困情況相近，扶貧投入相當，脫貧進程一致”的局面。
第三，以產業發展需要配套社會化服務體系。要根據貧困農戶的發展內容，引導打造能夠體現當地優勢、占領消費市場、創造經濟效益的發展產業。同時要以成熟和有發展潛力的扶貧產業來配套批發零售市場、冷鏈物流、電子商務、農業科技、培訓教育、檢驗檢測及市場推廣等社會化服務建設，構建全方位的“小農戶、大產業”的扶貧服務體系。
第四，以區域經濟發展需要來協調政策及項目。在貧困地區產業發展的基礎上，積極壯大區域經濟，通過區域經濟的發展來持續保障貧困地區的發展，要構建貧困地區的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需要根據片區的社會經濟發展的特點和需要來協調脫貧政策和扶貧項目。
第五，以建檔立卡貧困戶的評價為脫貧考核的重要指標。改變以往“上級制定考核指標和獎勵辦法，上級部門考核下級部門的集運動員、裁判員為一身”的考核模式，著手制定“以建檔立卡貧困戶的評價”為驗收標準的考核指標體系，將貧困農戶認可的脫貧方法和成效作為考核部門和干部扶貧工作的重要依據。